這是一篇附錄在"發現台灣"的文章，很有趣也很耐人尋味。 用柔和的眼神來看看這個島嶼吧，當你對他的混亂而心煩的時候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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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發現台灣發現我-寄給台灣的信]
怎麼辦？
把彈簧墊掀起來，就找到了毛病。這是一張巨大的床，中間支撐的樑木斷了，斜插在地毯上。沒有客人的時候，孩子們把這張客房裡的床當作體操墊，木樑都給蹦斷了。床墊傾斜，客人得像壁虎一樣努力貼著床面，才不致於滑下來。
怎麼辦？
華德和我分別站在斷樑的兩邊，打量那毛鬚鬚的斷裂處。半晌，我說：「不難！拿一疊雜誌來墊在下面就可以。」
他驚奇的看著我，似乎聽見了什麼荒唐的笑話，說：「我在想……測量木樑和地板的距離，我需要量尺；斷的地方要用兩個木樁支持，我需要電鋸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木頭，連接木樁和大樑嘛，得用上 5 公分長的鐸絲釘，還有專門修補木製品用的強力膠……」
我驚奇的看他一眼，覺得好笑：「那不是很費時間嗎？一疊舊書一樣可以撐著，我們唯一要決定的，是該用你的經濟學月刊還是我的文學雜誌，對不對？」
「可是……」他搔搔頭，似乎作夢也沒想到世上有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，「可是可是……那樣床還是壞的，並沒有修，不多久又會塌下去，不結實……」
我到儲藏間去找舊雜誌，真多呀，《小說世界》、《紐約書評》、《歐洲事務》、《明鏡周刊》、《文學月刊》……當我抱著沉沉的一疊雜誌回到床邊時，他正勾身跪在地上，手裡拿著尺，腳邊擺列著電鋸、木塊、鐸絲釘、強力膠、我叫不出名字的什麼工具……還有，清理善後用的吸塵器。
夫妻同甘共苦嘛，他趴在地上修床，我就坐在地上翻讀雜誌。當他把床修好了的時候，我也翻完了最後一本。他用手臂壓壓已經復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樑，滿意於它的堅挺，一邊收拾工具一邊笑著說：
「你，是個台灣的孩子。」
我也笑了，對，我是一個台灣的孩子。
在我的文化裡，我可不是唯一用雜誌修床的人。要聽證據嗎？在台灣一個杜鵑花夾道的大學校園裡，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客座教授曾經對我說：
「中國人可愛極了！我跟總務處說宿舍裡的床斷了一隻腿，不能睡人了，拜託趕緊修理－－當天晚上就來了個工友，帶了四個磚頭……」他縱聲大笑。
我一點也不覺得好笑；磚頭和雜誌，都是解決人生困境的權宜之計。奇怪的毋寧是，為什麼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權宜之計？
住在台北的時候，有個鄰居要搬家。不遠，不過從城南遷到城北，但畢道也是一家四口，從尿布三輪車到針線鈕釦筆筒打字機碗盤瓢匙，那打包的工夫可夠瞧的。說是卡車要來的那天早上，我踱過去，想在混亂中或可幫點忙。沒想到，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滾，尿片還在櫃子裡，針線鈕釦還在抽屜裡，打字機還在書桌上……
「怎麼？」我問，「卡車今天不來？」
「來呀！」主人正就著水漕洗碗，「馬上到。」
「那……」我望著那一屋子的琳瑯滿目，著實困惑，「東西不打包？」
「無所謂啦！」主人說，「路程短短。」
在我的搬家經驗裡－－那自然是在美國，不管遠近，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幾天的工夫；想想看，每一只玻璃杯，每一只碗，每一個磁盤陶缽，都得用幾層紙密密包裹，然後一一裝箱，一個廚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時間。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漢，也要好幾個鐘頭。
卡車來了。幾個年輕小伙子衝進門來，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協力的動員起來。我懂了：抽屜，裝滿了針線鈕釦迴紋針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筆，就這麼原封不動的擺上卡車；打字機，裹上一圈毛毯，就塞在衣櫃腳下；鍋盤碗筷擱進小寶貝的塑膠澡盆裡，蓋上一條太空被。
那琳瑯滿目一屋子的東西竟然全塞進了卡車。主人愉快的向我揮手。卡車起動時，那抽屜裡的、衣櫥裡的、澡盆裡的，所有的東西都開始滾動搖晃，發出匡噹嘩啦的巨響。
那匡噹嘩啦的巨響，一卡車的滾動搖晃，竟然像一個熟悉的夢境。我怎麼會忘記了呢？ 14 歲那年，我們的卡車不也這麼匡噹嘩啦的從苑裡駛進茄定？十一歲那年，我不也幫著母親把碗盤塞到澡盆裡，然後隨著卡車搖晃滾動的從高雄駛進苗栗？八歲那年，不也曾擠在卡車司機旁匡噹嘩啦的從高雄城東搬到城西？五歲那年，母親用一床老舊發黃的蚊帳把我裹起來，塞在卡車一角，從新竹睡到高雄，不記得那匡噹嘩啦的巨響。三歲那年……
到了，總是有破盤破碗的。無所謂啦，丟了就是。反正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，值錢的，都留在大陸老家啦！哼，那些個博物館擱在玻璃櫃裡面展覽的碗啊盤啊，當寶貝似的，在老家是放在牆根餵貓狗的，不當一回事。母親驕傲的說。
在唐宋的盛世，中國人搬家是不是也這麼「無所謂」的匡噹嘩啦呢？西方人搬家又為什麼那麼小題大作放不開呢？
3月，德國大學放寒假，是我每年返回台灣的時候。下了好幾天細雨，終於放了晴，二哥說，「走，到復興鄉去看看工地！」母親接口，「咦，不是說大漢溪修橋，過不去嗎？」二哥笑笑，「總有辦法的！」
我們就鑽進了他的進口自排福特車，沿著大漢溪邊的公路走。我說：「橋要真封了，過不去的話怎麼辦？」二哥笑笑，「總是有辦法的！」
在離橋兩百公尺的地方，豎著一個牌子：「施工中，橋樑暫時封閉」。遠遠看著橋，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著橋口，確實是不通了。
「為什麼施工單位要等到距橋兩百公尺才肯立一個牌子？他們難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？」我忿忿不平。從桃園到這裡，我們已經開了近一小時的車。
二哥笑笑：「總是有辦法的。」
前頭一輛車，在牌子後邊消失了。我們緊跟著過去，原來，就在那宣告「封閉」的牌子後邊，一條新路已經被壓了出來。
沒人跟我一樣，看著牌子生氣；他們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陣，毫不猶疑的開向溪底，闖出一條路來。
極寬闊的河床，中間只有一灣窄窄的溪水，怪手在上游隆隆作響，不停的挖掘。河床地崎嶇不平，福特車身又低，底盤不斷撞上突起的泥地，令我全身起雞皮疙瘩。經過積水的泥潭，泥水濺得車窗一片糊爛。我不時的咒罵二哥；這種車不是開這種路的，陷進爛泥裡怎麼辦，四十多歲的人怎麼還做這種不經考慮的事……。
他只是笑：「路是人走出來的，而且，要死也不只我們一個。」
真的，身後有一長列車隊，全是小汽車；天哪，這些人都信仰「路是人走出來的」嗎？
一個比池塘還大的泥坑橫在眼前。不知是哪個氣度恢宏的開拓者已經在大泥坑上擱下兩條窄窄的木板，寬度剛好夠汽車的輪胎險險的輾過。
前面那輛小紅車裡鑽出了個人，走到泥坑那頭，開始指揮。小紅車戰戰兢兢的，滾上木條，凌空了，一寸一寸的往前移動。車隊裡的人全鑽了出來，站在泥濘的河床上，興高采烈的看著熱鬧。小紅車後輪著地的時刻，觀眾給予熱烈掌聲，竟是一片同仇敵愾的歡喜。
顛顛簸簸，翻山越嶺似的，車隊在河床上折騰的匍匐前行。過橋只需要三分鐘的路程，現在用上了 1 小時，終於到了彼岸。
二哥得意了，「你看，」他說，「路是人走出來的，沒錯吧！」
我猶自目瞪口呆的往後望著：河床上的車隊，一隻一隻泥龜似的，歪歪斜斜的爬過來。
我決定自己開車。
在德國，趕路的時候，我可以開 180 公里的時速，但一直沒有勇氣在台灣開車。怕。連爬帶滾的行過大漢溪之後，我想，嘿，我也是個台灣的孩子，咱們一塊混混吧！
所以就上了路，是個桃園的夜晚。華燈初上，一片流動閃爍的繁華熱鬧。行駛在燈紅酒綠的市區中，困擾我的，竟然不是那擁擠的人群，也不是那竄來竄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車，而是，說出來你或許覺得可笑－－我老是找不到紅綠燈！沿街矗立著一個比一個大的招牌，招牌上閃著千奇百怪的霓虹燈：皇宮KTV的燈滴溜滴溜的繞著打轉，春風理髮廳的燈魔幻似的旋轉又旋轉，藍寶石舞廳、全家福海鮮館、大時代咖啡廳、夢露寶館……簡直是一片絢麗的燈海。在這樣一片漩渦似的刺激性極強的五光十色的燈海中，我的眼睛忙不過來；紅綠燈在哪裡？
前面有一個什麼警燈在閃爍，讓我習慣的緊張起來－－是修路？警車？救護車？消防車？要不要讓路？尋找燈的來處……天哪，是「真壞戒」檳榔攤！為了在絢爛的燈海中更絢爛，賣檳榔的人在攤子上裝了閃爍旋轉的警燈。
每段街都有個檳榔攤，每個檳榔攤上都閃著荒謬的警燈。我一感覺到警燈的閃爍就下意識的緊張戒備，然後又安慰自己這只不過是「真壞戒」檳榔。帶著這種牙疼似的內部抽搐，上了高速公路。
高速公路，另有一番文化，我早有準備。切入超車、不斷蛇行換線道、大卡車大巴士佔用快車道、計程車尾追不捨……沒有什麼了不起。我開得很穩、很快樂，在家的感覺真好，啊，我愛吵雜的醜陋的台灣，聽聽莫札特吧，反正車速慢了下來，前面顯然開始堵塞，莫札特的長笛像空中掠鳥拉出的弧線，流利優美。
然後，我睜大著眼睛，不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：路肩，有人開上了路肩，路肩超車。一輛，一輛，又一輛，毫不猶疑的，在路肩上奔馳。
兩眼發直，我聽見自己發出長長一聲「啊－－」；是驚駭，或竟也是讚歎。如果路肩都能走，朋友，這世界還有什麼不能走的路、不能做的事？我輸給你，台灣的孩子。
坐在福華的中庭咖啡座裡，聽出版的朋友說文學的書如何如何的沒有人買。「社會多元的意思，」他說，「就是說，沒有人願意連續的坐上兩小時看一本讓腦子累一點的書。」
「別難過，」我安慰他，「你看那邊櫥窗裡那個東西，也一樣沒人買。」
那是一把義大利進口的雨傘，標價兩萬元。
「哈，」他輕蔑的笑起來，「那個東西，有人買！」
咖啡座上坐著化妝明艷、穿著入時的女人，疊著玻璃絲襪的腿，優雅的啜著咖啡。好幾個穿白襯衫、深色西褲的男人對著手裡的大哥大說話。其中一個，竟然是些許年不見的大學同學。
「還在高中教歷史嗎？」我問。
「不教了，沒前途。」他說，把大哥大熟稔的插進褲袋裡，「現在搞營造，包工建橋開路之類的。」
「營造？」我驚訝，記得他當年穿著長袍馬掛，在講台上表演相聲的樣子，「你學過營造？」
「沒有。」他搖頭，然後解釋，「就好像學游泳，先下水，搞濕了自然就會。我也沒什麼資金，先是搞股票賺了點橫財，就投資營造。在台灣嘛，反正就是有一分錢，做八分投資，講十分的話……」
「冒險嘛！」他笑著，帶著點自我嘲弄的味道。
大哥大嗶嗶響起。
有人按鈴。又是個穿綠制服的德國警察。又怎麼了？我沒好氣的瞪著他。
這一回，是因為我停在車庫門前的車，車尾突出，「侵佔」了人行道大約十公分的空間，妨礙行人過路。
「請您將車子駛進車庫，或著停到路邊去。」他面無表情的說。
我用最毒的眼神看著他－－老兄，這人行道起碼有一百廿公分寬，再蠢的胖子也過得去。你停下巡邏車來干涉我，只不過因為這十公分的「脫序」觸犯了你尊崇秩序的原則和習慣。
你是一個秩序和原則的動物。
我忿忿的盯著他，然後，很勇敢的－－把車移走。
我能說什麼？十公分是侵佔，一公分也是侵佔。
澳洲來的伊蘭在電話上絮絮不休：「院子裡那株松樹掉針掉得厲害，掃不甚掃。又遮了陽光，我們打算明天把它砍了……」
「不行不行，」我急急打斷，「在這個國家裡，砍樹要先申請，尤其是老樹大樹，不能說砍就砍的。」
「可是，這樹是在我們自家院子裡－－」
「自家院子裡的樹你也沒有自由說砍就砍，樹，是國家人民共同的財產，懂吧？」
「啊，」伊蘭在那頭說，「咱們澳洲也有這個法那個法的，可是沒人太認真－－」
「那是因為你們澳洲人，」我笑了，「是犯人的後裔呀……」
伊蘭顯然一點兒也不覺得好笑，很認真的說，對，來德國半年，使她深刻體認到澳洲人無法無天的個性，十足罪犯的壞胚。然後我們彼此唱和的抱怨：是啊，德國是那麼一個不自由的國家，人民沒有脫序、違法的權利，簡直令人苦悶極了。
電話又響起來，這回，是婆婆：「考慮半天，這個周末不能去看你們，準備時間不夠……」
可是，現在才星期三呀，只不過是兩個小時的車程，帶支牙刷來不就完了嗎？
「不成呀，我的花要找人澆，玫塊正要剪枝，乾洗店的衣服要取回來，清潔婦星期四要來……」
又來了。老人家簡直像加了熱的年糕，黏糊糊緊緊粘著鍋底，很難把他們從家扯開。
「我們年紀大了，總是慢嘛。」她說。
我熟悉另一對老人家，年紀也大了，卻具有後備軍人枕戈待旦的彈性，隨時待命開拔。那是我的中國父母。
有一次，我從台北打電話到台南，請七十來歲的父親得空時北上一趟，處理一點小事。擱下電話，幾個小時之後，門鈴響，父親出現在門口，手裡拎著行李－－一只縐巴巴的塑膠袋，看起來包過青菜包過舊鞋而現在裡頭裝著一套換洗的內衣褲、一支牙刷、一本書。他很高興的望著我笑。
又過了幾年，但我知道，若是我現在撥個電話回台灣，請父母搭下一班飛機來德國，他們會毫不猶豫的立即動身。真正需要的時候，他們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；真正需要的時候，沒有牙刷也能走。
為什麼呢？為什麼我的德國父母非有萬全的準備不貿然行動，而我的中國父母，在四十年的安定歲月之後（四十年的人生，不能算短吧？！），仍舊能適應萬變、說走就走，像個一無所有、無牽無掛的「羅漢腳」？
台灣人的個性中有一種驚人的彈性。
用雜誌和磚頭修理木床的權宜之計，是一種彈性。「將就點吧！」我們常說。「過得去就好！」我們常聽說。把滾動晃動的抽屜擺上卡車匡噹嘩啦的搬家，是一種彈性。「沒關係啦！」是我們的口頭禪，「請裁請裁啦！」是最友好的用辭。抓起一支牙刷就可以浪跡天涯，是一種彈性。「四海為家嘛！」大家彼此安慰，拍拍各自的肩膀。
這種彈性像水，碰到山就往谷底流下去；也像草，砥到石磚就從縫裡鑽出來。街市燈海太令人眼光撩亂了嗎？檳榔小販就裝置更刺激人耳目的警用燈。高速公路上堵車了嗎？路肩就成為康莊大道。「此路不通」的牌子掛了出來？且慢，咱們給他開出一條路來。
大漢溪河床上那條蜿蜿蜒蜒、崎嶇不平的泥路，那大泥坑上兩道單薄的木條－－究竟是台灣孩子的缺點還是他的成就？我的意思是說，你要譴責他的違法脫序，還是讚美他的勇於闖蕩、不怕阻撓？
這是個森林裡的小木屋，我們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爐邊看書。他在讀一篇報導：從前東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誠資料現在在太陽下攤開，好像你突然翻開一個久置濕苔上的石塊，陰濕處的惡形惡狀的爬蟲全現了出來。德國舉國上下在追討從前為秘密警察工作的線民……用日爾曼人一貫的鍥而不捨的精準，面對自己不愉快的過去。
我在讀「天下」出版的《發現台灣》；已經是第二遍了。
不瞞你，我沒讀過台灣史。
台灣的孩子沒讀過台灣史？正是。我讀過中國歷史、英國歷史、美國歷史、德國歷史、猶太人的歷史、吉普賽人的歷史……可是，我不曾讀過台灣史（其實不必對你覺得羞愧，因為我想你八成也沒讀過）；我們一直不太把台灣當一回事。
讀《發現台灣》的感想，就好像，這台灣的孩子我已經認識了一輩子的時間，卻第一次看見屬於他的照片簿。簿子裡有發黃的照片，照片下面有母親的手跡，寫著孩子胎記的顏色、第一次摔破頭的地方、上學時走過的路、第一篇作文……。對著照片本子我輕聲「啊」了出來，「對，他就是這一副德性，原來如此－－」
黯黃的照片再度提醒我：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。 300 年前在狂風巨浪中踉蹌上岸的是移民，40 年前從擁擠不堪的軍艦上倉皇入港的，是移民，也是難民。對移民，這海島是個供人開發掠奪的地方；對難民，這是一個暫時歇腳的地方。移民的開發心態，使原本樟木產量舉世無雙的台灣今天看不見幾株樟樹；難民的苟且心態，使人口早超出 500 萬的大台北到 90 年代還沒有一個暢流的捷運系統。
是因為，當初來的時候，草莽初闢，搭個竹篷就得睡一家大小，所以養成了用磚塊和雜誌修床的習慣吧。（ 華德指著修好的床說：「這床還可以用上 100 年！」我說：「誰管 100 年以後的事？」 ）是因為，唐陶宋瓷都在「老家」，所以不在乎匡噹嘩啦的搬家，摔破幾個大同磁碗吧。難道不是因為，當年從湖南流離到浙江，從浙江顛沛到海南，從海南亡命到台灣，身上唯一的財產是奶奶臨行密密相縫的一只布鞋，難道不是因為那流離顛沛的命運，所以我年邁的中國父母到今天還保留了適應飄泊的自衛本能？你可以讚美他們的彈性，但是知曉他們的彈性來自哪裡，令我神傷。
移民，自然也是拓荒者。拓荒者的人生課題不在禮法的傳承維繫，那是舊社會的規則。在瘴癘叢生的新世界裡，重要的是如何闖出路來。對大自然的險惡，用柴刀和臂力去闖；對政治勢力的險惡，用機智和狡獪去繞。荷蘭人、鄭成功、滿清政府、日本天皇、國民黨，各有各的統治方式，統治方式就是所謂「法」。對於拓荒者，守不守「法」只是末節，達不達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題。法無礙於目的就容忍它，法有礙於目的就繞過它。
這並不稀奇。澳洲人也有這個個性，早期的美國人更是。你也記得嗎？西部片裡的英雄，可多半不是那呆頭呆腦的警長，而往往是那一槍在手、恩怨自決、單騎闖天下的好漢。從法治的眼光看，咱們的廖添丁可是個該受管訓的甲級流氓。
法，對於台灣移民的孩子，就像大漢溪邊佇立的「此橋不通」的木牌，繞過它！路是人走出來的。只要達到目的，沒有人在乎河床地通車嚴重的破壞環境，沒有人在乎路肩超車會肇成最致命的車禍，沒有人在乎檳榔攤上亂真的警用燈威脅了真正警燈的作用……。
那個不能容忍我十公分「侵佔」的德國警察會覺得台灣人這種對法和秩序的蔑視是駭人聽聞，匪夷所思；來歐的朋友也搖頭：你不知道，台灣的脫序實在令人難以忍受，太亂了，太亂了！
我怎麼會不知道？你忘了《野火集》是誰寫的。可是，不管你喜不喜歡，台灣人這種山不轉路轉的伸縮性，這種蔑視成規的草莽性格，這種只認目標不講原則的「闖」勁，難道不也正是它今天經濟成就的種子嗎？將小汽車開進泥濘的河床、開過泥坑，是脫序也是不畏艱辛；隨隨便便的搬家，是邋遢也是靈活；用雜誌和磚塊修床，是短見也是聰明；用一分錢，作八分投資、講十分話，是輕率也是勇於冒險。台灣的外貿奇蹟，不就是無數個提著七小提箱的台灣孩子用他那靈活、聰明、不畏艱辛、勇於冒險的移民個性「闖」出來的嗎？
不要輕視台灣的錢。錢並不骯髒，它催化了人對自由的渴求，也給人帶來自信，有了自信就有自尊。在夏日明媚的歐洲街頭，你常看見台灣出來的青年，背上背著帆布袋，手裡拿著地圖，表情輕鬆，昂首闊步。
那種輕鬆，使你想起吳濁流在 1947 年所憧憬的台灣「烏托邦」：「……做任何事都不會受人監視；走什麼地方都不會受警察責備，寫任何文章都不會被禁止出售；攻擊誰都不會遭暗算；聳聳肩走路也沒有人會說壞話……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……」
歷史上最「身心寬裕而自由」的台灣，恐怕就是你我眼前的台灣了。尤其是當你想到，這昂首闊步的一群，都不必是什麼高幹子弟、權貴之後，只是最尋常的百姓，你知道移民的離鄉背井、顛沛流離，都有了令人欣慰的成果。
可是，為什麼來到歐洲的台灣朋友怎麼那麼不快樂呢？
住在德國的我，哎，想死了台灣的紙醉金迷，熱鬧繁華。來德國小住的台灣朋友，卻又羨慕我的寧靜。
這裡實在寧靜。
一個無事的下午，你可以坐在客廳裡聽風走過屋瓦、穿過松樹的聲音。到草原上走走，若是夏季，白色的瑪格麗特開得如癡如醉；若是秋季，蘋果就「噗」的一聲掉在你眼前小路上，撿起來就可以啃。小鎮的路舖著青青石板，沿街的老屋門簷上還刻著年代：1517，明朝的；1308，啊，元朝的；1087，哇，宋朝建的……窗台上擺著一列鮮紅欲滴的海棠。
轉角有棟老屋正在整修。二樓凌空架著，一樓打空了。一個白髮老師傅正在敲敲捶捶的。這房子有四百多年啦，他說，不能拆，就是能拆，主人也不捨得呀！可是裡頭設備想現代化，他擦擦眉毛上的汗，所以得把外殼架空了，只裡頭翻新。怕損壞老結構，所以所有機器都用不上了，全得靠手……
那豈不貴極了？
是啊！老師傅點頭，要貴上好幾倍呢！可是國家有補助，歷史嘛，不能丟哇！
老師傅拾起錘子，叮叮敲起來。聲音輕脆的回響在安靜的石板街上。
朋友坐在客廳地毯中央。午末的陽光投射進來，他閉眼仰臉對著太陽，就這樣久久坐著，一直到陽光完全沒入松影。他輕聲喟嘆。
我感覺到台灣人對寧靜的近乎痛苦的渴求。
不，我指的不僅只是空間環境的寧靜；在寧靜的空間環境背後有一種源自內在生活秩序的心靈的寧靜。有的民族，因為知道什麼在先，什麼在後，心裡有一種篤定。
在海德堡大學開的當代台灣文學課裡，學生問：寫童年的作者特別多，似乎台灣作家特別懷舊？
失去的，當然份外眷戀。台灣的作家是永遠的失去了他們的過去。懷想大陸的，發現四十年睽隔的家鄉面目全非，不如不見。著眼台灣的－－你我之中有多少人還有一條童年的街讓他回頭？哪裡是余光中的廈門街？哪裡是白先勇和周夢蝶的明星咖啡？隱地的西門町變成了什麼樣子？袁瓊瓊的眷區還在嗎？淡水最後的列車開到了哪裡？
你若是個德國作家，那麼很可能你出生的那棟老房子還在，粗大的玫瑰依舊攀牆而上。那條街還舖著石板，轉角處的農舍老傳出乾草和牛糞的氣息，你每次興起回老街，都會看見和你同上小學的大傻個兒正在院子裡耙草。你曾經放紙船的水溝還在那裡，兩個穿短褲的小男孩，正勾著身玩紙船。
那條街，包括它的顏色和氣味，一直在那裡，所以你不必渴求。你知道，在人生的大浪中翻滾沉浮、疲倦徬徨的時候，有那麼一條街讓你回頭看看：它像一面晶亮的鏡子照著你最原始的來處。如果你來時頹喪墮落，它使你振作；如果你來時飛揚跋扈，它使你謙和沉潛。
是對這條街的了解，使你能把過去和此刻銜接起來。因為有著對歷史的記憶，所以你能詮釋現在，面對未來。知道從何處來，然後知道往何處去－－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之間有所傳承，就是生活的秩序。體認了這個秩序，所以篤定，所以寧靜。
靈活、聰明、不畏艱辛、勇於冒險的台灣孩子，蔑視法規、不講原則、苟且短視的台灣孩子，在闖蕩 400 年之後，走到了一個最困難的關口：他想追求篤定和寧靜，一個和他原始個性背道而馳的理想。浮萍，追求根的深紮。
很困難，因為這一回，他不能夠繞著走。
保母到書房來說，樓下的馬桶護圈壞了，老掉下來。
讓我想想，或許書桌上這半卷透明膠帶可以把它給黏回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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